高校校报：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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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早在上个世纪末，第一份高校校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创办的《北洋大学校季刊》便在清政府穷途末路的统治中腾空出世，此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相继创办了校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校报《北京大学日刊》等高校校报堪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我国许多早期革命活动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等都曾直接创办或参与校报的编辑工作。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也十分重视高校校报这块阵地，纷纷在校报上撰稿或从事校报工作。当时的校报与校报工作者在黑暗势力猖獗的旧中国，在新旧两大思想的激战中擂鼓呐喊，辛勤耕耘，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列主义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校校报逐渐形成了它独特的规模和体系，五六十年代，高校校报数量达到200多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校报的发展更是如雨后春笋。

目前，全国千余所高校有80％以上都创办了自己的校报，编辑队伍达3000多人，每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年发行量在3000万份以上。成为我国高校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对外宣传的窗口。

今日困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高校校报已形成了固有的“老面孔”：多为四开四版的小报，通常一版为要闻版，反映近期校园内的大事，各类重要会议或学术信息等；二版多为教学科研版，反映本校或兄弟院校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新成果、新信息；三版多为综合信息版或学生生活版；四版为文艺副刊。发行上由于校报迄今为止仍然吃着“皇粮”，靠学校拨给的有限经费出版，因而既不出售，也无盈利，发行渠道多为校内赠阅及兄弟院校互赠。

由于没有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上的压力，校报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缺乏它本应具备的生动、高雅、鲜活的学院派魅力，相当大一部分校报的要闻版充斥了会议报道和领导讲话，成了会议版。信息量少、报道范围狭窄、趣味性差成为校报致命的缺陷。

明日展望

高校校报迟迟未走上改革之路，追根溯源，它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至今仍受计划经济的庇荫，因此，校报要改革，首先必须由计划走向市场。

1999年6月，北京市十多家校报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署签发的中国报纸许可证，获得了公开发行的刊号，这给高校校报加快步伐走向市场无疑创造了良好条件。其实，校报要扩大发行量、拓宽传播面是很有潜力可挖的。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着人类最新的科研成果、文化思想和前沿信息，而这些又恰好是最受社会欢迎的，校报应当在两者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因此，要实现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校报应当跳出“固守校园一方土”的老圈子，拓宽报道面，以刊登广告信息、科研成果、文化信息、人才市场信息等来吸引合作伙伴，双方互惠互利。北大校报在这方面走在了同行前面。据其主编魏国英介绍，它自1995年起与德国奔驰集团合作出版《奔驰副刊》，并参与策划了北大方正集团的命名以及企业文化设计。哈尔滨建筑大学与国内外百多家企业联合办学，该校校报每期给合作单位的报纸就占了发行量的1／3。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高校间联合办学的改革试点正逐步扩大，高校之间的横向联系越来越紧密，有些学校甚至走向合并。新型办学模式给校报改革带来新启示，那就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以地区或省为单位走联合办报之路。联合办报不但能顺应高校改革的步伐，还能解决校报当前最严重的资金等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实，与其它行业报和社会新闻类报刊相比，校报也有它明显的优势。1999年4月，北京地区北大、清华、人大、石油大学4所高校的校报上了校园中心网络，利用高科技来弥补校报在发行量和发行范围上的局限。北师大校报除正常出版外还办了有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增刊，受到学生欢迎。北大校报完成正刊任务之外还编辑各院系的庆典专刊、招生专刊和学术专刊，如为迎接北大诞辰庆典编辑系列丛书，成为北大的经典读本。这些成功的范例证明，校报只要转变观念和思路，积极寻找工作的立体化空间，方寸之地将有着无可量度的价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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