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与部门报刊历史沿革考述
来源： 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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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在党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有《新青年》、《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热血日报》、《中央政治通讯》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有《布尔塞维克》、《红旗》、《党的生活》、《实话》、《党的建设》、《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有《新中华报》、《解放》、《群众》、《新华日报》、《共产党人》、《华商报》、《解放日报》等；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有北平《解放》报、《新华周刊》、《人民日报》、《学习》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办的有《红旗》、《求是》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历史，真实反映了我们党思想路线变化的轨迹，生动记录了我们党理论水平提高的过程，忠实记载了我们党英勇斗争实践的业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历史沿革
中国近现代政治报刊甫一出现，就成为影响和传播政治思想和政党意图的有力工具，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也不例外。它是中共党内外政治信息沟通交流的利器，生动地记录了大量社会政治状况和中共发展成长的情况，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力图对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历史沿革作一梳理，并择要介绍。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刊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从1916年9月1日第2卷第1号起改称《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该刊从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起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的机关刊物，并设立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文章，介绍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运动情况和建党经验，帮助广大民众和革命青年深入系统地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提高对党的认识，为建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后，决定改组休刊的《新青年》，使之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初定为季刊，因故脱期，前后仅出了4期，1924年12月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改《新青年》为月刊，彭述之、罗亦农先后任主编，因经常脱期，实际上成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停刊。
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16开本，共出版7期。这是第一个鲜明举起共产党旗帜的刊物。该刊选定苏俄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日子创刊，以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宣传在中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走十月革命的路。《共产党》在第5号的《短言》中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强调共产党要“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当担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
《新青年》、《共产党》这两个刊物基本上反映出中共在建党初期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发端。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以宣传党的主张，推动国民革命运动。9月，《向导》创刊于上海，先后由蔡和森、彭述之和瞿秋白任主编，后来虽然几易出版地点，但坚持出版发行五年。《向导》为16开本，开始出版时是每期8页，从第142期起增加到12页，到第144期又增加到16页。《向导》创刊时不分栏目，从第7期起设置栏目，开辟了“时事短评”专栏，将短评和长篇文章分开。从第25期起，不再刊登长篇文章，全是时事述评性质的文章，分别刊载在“中国一周”、“世界一周”两栏。第55期又将这两栏合并为“时事评论”一栏，并恢复刊登比较长的文章。同期又开辟“寸铁”专栏，其特色是文章短小，精悍尖锐，善于抓住要害揭露与打击敌人，这个专栏一直办到停刊为止。《向导》还有“读者之声”栏，专门发表读者的意见和答读者问。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258篇。中共早期的主要成员蔡和森、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等也在此刊上发表过文章。1927年7月18日，《向导》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揭露“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并停刊，共出201期。
中共中央还创办了另一份机关刊物《前锋》，规定这是党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它于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刊，由瞿秋白主编，1924年2月1日出第3期后即停刊。它侧重于对中国革命的一些专门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以详细的统计数字和实际资料为根据，阐述自己的观点，体现了党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1923年6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创办一份不定期的刊物作为党报，以此形成“党内问题讨论及发表正式的议决案、报告等之机关”（《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7页。）。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党报》正式发刊，陈独秀任主编。1924年5月间已编印4期，停刊日期不详。第1号是三届一中全会文件，第3、4号是1924年5月召开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党报》停刊后，中央又出了《校刊》。从内容和形式看，是《党报》的继续。现仅存第6、7两期。1926年5月1日出版的第6期上，主要登载了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文件。第7期内容包括对当时政局的观察、上海工人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的介绍等。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每周出版一期的《向导》已经不能适应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为了及时报道和指导五卅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大型日报——《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建党以来我党的第一份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瞿秋白任主编。4开4版，设有专栏，如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紧要消息等。还设副刊《呼声》，刊登小评论、杂文、通讯和文艺等。《热血日报》在发刊词中指出：“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自创刊伊始，即投入推动五卅运动，积极支持全国各地的反帝斗争。该报两旁印有“全国各界联合一致对外，各业罢工者联合起来啊。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统治，中国人的上海归中国人管理”等醒目的口号，其发行量曾达3万多份。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迫害，出版仅20余天，6月27日被迫停刊。
《中央政治通讯》（亦称《中央通讯》、《中央通信》等），是1926年至1930年间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个政治刊物。由于至今没有见到第一期，所以具体创刊时间不明。曾属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具体工作先后由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局承办。创办初期是供“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参考”的“党内最机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八七会议后改为党内公开刊物，目的“不仅是有系统的公布正式的党的决议指令，并且要引进极广泛的党员群众来参加党的生活”。（转引自邢永福、赵云云：《〈中央政治通讯〉简介》，《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1928年底改为党内不定期刊物，明确为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性质。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刊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在上海创刊，先为周刊，从第20期起改为半月刊或十日刊，从第29期起改为月刊，后来逐渐演变为党中央的理论性刊物。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历时近五年，出版52期。初期编委会主任为瞿秋白，后来蔡和森、李立三、张闻天为该刊编委会主任。
中共中央还秘密创办了一份机关报《红旗》。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初为周报，后改为三日报，由罗绮园任主编。1至4期为16开本，5至23期为32开本，24至126期为8开本。1930年8月2日，《红旗》停刊，共出版126期。
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秘密出版、公开发行的通俗报纸《上海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李求实主编，谢觉哉等编辑）合并改组为《红旗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秘密出版。《红旗日报》从创刊号开始到第161期为止，在报头左侧和下侧相继注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总编辑（主编）先后是潘文育、王稼祥，采访部主任是潘汉年。1931年2月14日，从第162期开始，报头下侧注明《红旗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3月8日，《红旗日报》停刊，共出版182期。
1931年3月9日，《红旗日报》改为《红旗周报》，并恢复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铅印，秘密出版，主编张闻天。1933年8月31日，从中央苏区出版第59期起，又改称《红旗》，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版64期。《红旗》三日刊时理论色彩较浓，日报时政治综合性强，周刊是理论性刊物。
从党的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看，《党的生活》在六大以前就已经出版了。现在能见到的只有1929年1月1日重新出版的第1期至1930年6月15日出版的第11期和无期号的一期。这是中央的党内刊物，主要作者有向忠发、李立三、刘少奇、胡锡奎等。
193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实话》在上海创刊，主编王稼祥。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的决议、宣言、通告，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探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还有一份《党的建设》，创刊于1931年1月25日，1933年3月8日停刊，现在保存下来的有1—12期。《党的建设》是研究王明“左”的错误的重要史料。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每周出版一期，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谢然之、瞿秋白、任质斌等先后任主编。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2月4日，《红色中华》在第49期第4版刊登的《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中称：“我们认为健全我们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是极端必要的，我们决定：改红色中华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从1933年2月7日第50期开始，《红色中华》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机关报，铅印，每周出版两期。1933年6月17日，《红色中华》第86期又改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从1933年10月12日第118期开始改为双日刊，星期日休刊，每周出版三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在瞿秋白领导下仍坚持出版过若干期，随后暂时停刊。1935年11月2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复刊出版第241期，仍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主编任质斌。1937年1月25日《红色中华》（第324期）停刊。
《红色中华》在瑞金时期是铅印4开报纸，每期最少出两版，一般出4版到8版，最多加印到10版。初期销路不到1万份，后来经过改组，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增加了地方消息的报道，改进版面，报纸的销量增加到4万份。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于瑞金与《红色中华》同时创刊。铅印4开，毛边纸印刷。开始是五日刊，实际上是不定期刊，短则两天一期，长则半个月一期，一般为4开4版，有时出两版或6到8版。在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暂时停刊，《红星报》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实际上起到了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先后由邓小平、陆定一等负责编辑。目前所见的最后一期系1935年8月3日出版。
1932年1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机关报《斗争》，系油印，16开本，不定期出版，主编张闻天。1935年7月5日停刊，一共出了79期，通称上海版。临时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后，也出版了《斗争》，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1933年2月4日创刊，主编张闻天，每10日出版一期，铅印。1934年9月30日休刊，共出版73期，发行量达271万份，通称苏区版。红军到达陕北后，《斗争》作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刊物延续苏区版的期号继续出版，社址在延安，出版了28期。1936年改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出了25期，1937年3月出版第127期后停刊，通称西北版。
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刊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29日将《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报》，其报纸刊号延续《红色中华》为第325期。中共中央还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称新中华通讯社，社长是秦邦宪。9月9日，《新中华报》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8年12月25日，《新中华报》停刊，共出版474期。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刷新版）创刊，期号为“刷新第一号”。《新中华报》（刷新版）在其创刊号的社论中说：“从今天——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起，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之一。同时，它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新中华报》（刷新版）共出版了230期。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刷新版）停刊。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创办了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张闻天任社长兼主编。该刊一度在国统区发行，在全国各大城市设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时达5万多份。1941年8月31日为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而停刊，共出版134期。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创刊，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社长潘梓年，主编先后有许涤新、戈宝权、乔冠华。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将《群众》周刊从第11卷第5期迁到上海，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编李维汉。《群众》周刊在1947年3月2日出版第14卷9期后暂告停刊，从此，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刊被全部扼杀。在刊物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前，1947年1月30日《群众》周刊已在香港刊行香港版，1949年10月20日在香港终刊。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每日出对开一张，发行量1万多份。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先是华岗，后为吴克坚等。武汉10月25日沦陷，《新华日报》24日在武汉停刊，25日在重庆继续出版。周恩来担任《新华日报》董事长，直接领导该报的出版发行。《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1939年5月，中共中央公开向国民党说明《新华日报》是代表共产党的言论机关。毛泽东对《新华日报》予以高度评价，说它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方面军。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创办了内部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张闻天，李维汉担任编辑主任。毛泽东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称之为“专门的党报”，其中谈到了创刊的宗旨：“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它于1941年8月终刊，共出19期。
《华商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刊行的机关报。1941年4月8日由范长江主持出版，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刊，1946年1月4日复刊，1949年10月15日终刊。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5月15日，中共中央就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发出通知：“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报社社长先后有秦邦宪、余光生（代）、廖承志等，总编辑先后有杨松、陆定一、余光生等。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了2130期。
四、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刊
北平《解放》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1946年2月22日在北平创刊，三日刊。自第27期起改二日刊。5月29日与新华社北平分社同遭国民党政府封闭，共出37期。
抗战胜利后，为了在国际上展开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斗争，我党于1946年5月17日创办了16开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外文机关刊物，总编乔冠华，编译关振群、孙一新，由同情中国革命的法国商人密须里埃承担印刷，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龚澎负责发行，编辑部设在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新华周刊》及时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政治新闻，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及对国共和谈的立场，介绍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计划，揭露国民党内战的阴谋等，内容丰富，通俗生动。国民党上海当局于6月5日查禁了《新华周刊》，前后共出版三期。
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后，由于战争环境恶劣，办报极为困难，党中央决定暂由新华社和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代行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党的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常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出，继续指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为代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始，《人民日报》出版北平版和平山版两个版本。3月14日，《人民日报》平山版在报眼位置刊登了《本报移平出版启事》：“本报自近日起正式迁移北平市出版。北平解放后先设之本报北平版，改版《北平解放报》。”8月1日，《人民日报》由代中共中央机关报转为正式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至今。
194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还在北平创办了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刊物《学习》，其主要任务是辅导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初为月刊，后为半月刊，1958年10月停刊，共出145期。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创办的中央机关报刊
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对实际工作的理论指导，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人民日报》1958年5月26日。）。由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同志36人组成编委会，总编辑陈伯达，次年任命胡绳、邓力群为副总编辑。《红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正式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1980年1月恢复为半月刊。1987年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有“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转引自苏星：《〈红旗〉停刊与〈求是〉创刊》，《百年潮》2002年第8期。）的决定。根据这个方案，《红旗》杂志于1988年6月16日出版了当年第12期后，即行停刊，共出版544期。
《求是》是继《红旗》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创刊于1988年7月1日，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在北京出版。《求是》创刊以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创刊至1989年8月，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共出版了28期。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负责同志的文章传达中央的精神，着重对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没有发表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第二阶段：1989年9月至今，为党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通过发表社论、评论和重点理论文章，召开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加强了对基本理论问题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宣传，指导性和权威性明显增强，影响面迅速扩大，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舆论的宣传者和鼓动者，真实反映了我们党思想路线变化的轨迹，生动记录了我们党理论水平提高的过程，忠实记载了我们党英勇斗争实践的业绩，值得今天对其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作者姜中卫，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台港澳部主任〕
链接：
《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
杨往夫 于吉楠
链接：中共党史网http://www.zgdsw.org.cn/n/2013/0904/c222139-22805161.html
2013年09月04日13:54
来源：学习时报
1980年1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创刊了。它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为研究中共党史、交流研究成果、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拨乱反正、积累文献资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受到党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每期最高发行量达到8万多册。我们作为当事人，根据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谈谈《党史研究》杂志创办始末。
《党史研究》应运而生
《党史研究》杂志是适应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号召全党研究党史。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领导党校率先开展党史研究，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党史教研室陆续选择若干专题进行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使中央党校成为研究党史，进行党史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阵地。
1979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80个单位的129位代表在杭州大学举行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会后，以全体代表的名义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反映党史研究和党史教学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是：没有领导机构；没有资料；没有园地。建议出版党史资料和创办一专门研究党史的理论刊物。2月23日，胡乔木将此件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当时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2月24日，胡耀邦批示：“穆之同志（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赞成先由党校负责党史的资料收集工作和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请同党校一商。”2月27日，朱穆之将胡耀邦的批件送交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
3月7日，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将胡耀邦批件交副教育长吴江、范若愚、桑子桢和党史党建教研室传阅，征求意见。那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没有成立，由中宣部牵头、多家联办的方案一时也落实不了。中央党校领导决定还是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先由中央党校负责把党史研究刊物办起来。党史教研室从9月起，开始办刊的筹备工作。12月，《党史研究》第1期的主要稿件编好后，送胡乔木审阅。12月20日，党史教研室给胡耀邦写信，报告编辑工作情况并送上第1期的目录。12月21日，胡耀邦批复：“乔木同志已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请注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可有可无、空洞无物的东西不要。事实要反复核对清楚，论断要十分慎重从事。”
在胡耀邦、胡乔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党史研究》杂志按原定计划，于 1980年 1月，同读者见面了。
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党史研究》的创刊号没有《发刊词》，但同期发表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写的《加强对建国三十年党史的研究》一文，说明了当时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指导方针，实际上起了发刊词的作用。文章认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是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历史；《党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拨乱反正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用实践检验是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寻求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因此，《党史研究》从创刊时起，就配合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重要冤假错案的平反，旗帜鲜明地进行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1980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和《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的真相》。第2期发表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诬蔑陷害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始末》。这3篇文章，都是经胡乔木亲自审阅后发表的，产生了很大影响。接着，陆续刊登的拨乱反正文章，涉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李立三、瞿秋白、邓子恢等众多党史人物；涉及农业合作化、1956年反冒进、八大会议、“反右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推动了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
上述文章的作者，主要来自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以及全国各地有关的党史教学和研究单位。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办刊走上正规化
为进一步办好《党史研究》，1984年 11月，中央党校校委会决定成立《党史研究》编辑部，任命于吉楠为主编、王仲清为副主编。原来的编辑部有名义，没有机构，校委领导宋振庭分管《党史研究》，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杨往夫为办刊负责人。在党史教研室内设刊物组，组长何明，先后参加刊物组工作的有：沈亦清、王德夫、李文、黄少群、李玲玉、杨奎松、佟英明和于吉楠。
《党史研究》编辑部成立后，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新调入李宗禹、荣维木、赵刚、梁刚、柳建辉、任贵祥等同志。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和稿源基地建设，使编辑部的工作正规化。
《党史研究》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党史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党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研究。不久大专院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在新的形势下，编辑部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党史为主，兼及中国革命史；党史以社会主义时期为主，兼及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以研究文章为主，兼及文献资料等其他栏目。同时，编辑部按专题组织党史研究文章，如：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前十七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等，受到读者的欢迎。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史研究》扩大了发行范围。1980年创刊时，为内部发行。1982年，经中宣部同意，改为限国内发行。1985年6月，经文化部同意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10月，胡耀邦为《党史研究》题写了刊名。《党史研究》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开创了新的局面。
为了使《党史研究》杂志更好地长期办下去，经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胡乔木同意，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双方领导商定新的方案。1987年8月20日，《党史研究》和《党史通讯》发表“合并启事”，宣布：“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遵照中央关于整顿报刊的指示精神，《党史通讯》与《党史研究》决定合并，自1988年起，刊名改为《中共党史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1987年底，《党史研究》终刊，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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