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报刊

广告：

在报刊还没有消失之前，我们从美国殖民地历史，来回顾报刊的重要价值：

一：独立战争的导火索，加油站，催化剂

北美殖民地第一份连续出版的报刊诞生在1704年。这年4月24日，波士顿邮政局长约翰·坎贝尔经官方核准，创办了周报《波士顿新闻信》(Boston News Letter)，单张两面印刷，内容大部分为英国的政治、宫廷新闻和欧洲的战争新闻，其余为当地的短讯，如船舶到达、官吏任命、传教活动、天灾人祸等，最后还有一栏广告。该报延续达72年之久。1719年，接替坎贝尔任邮政局长的布鲁克创办了另一份周报《波士顿报》(Boston Gazette)。当时的邮政局长消息来源多，传送印刷品也方便，但是坎贝尔卸任时拒绝将《波士顿新闻信》交出，致使布鲁克只好另起炉灶，创办新报。《波士顿报》也经政府核准发行，先后有五任邮政局长担任它的主编和发行人，直至1741年才转给印刷商承办。随后，定期报刊陆续在北美最早兴建的城市波士顿、费拉德尔菲亚（费城）、纽约创办，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侧面传播了欧洲大陆反封建斗争的思潮和信息。

北美殖民当局对报刊的兴办十分不安，它们承袭了英国本土上的做法加以压制。首先是实行出版许可制。尽管这一制度在英国国内已被废除，但是直到1730年，殖民当局仍然规定不经许可不得印刷任何印刷品。其次是实施诽谤法，任意指控报刊犯有煽动、诽谤罪，加以取缔或迫害。再次是贿赂和收买某些报业主，例如1725年创办的《纽约报》，曾接受殖民当局的津贴，享有承印政府文件的好处，因而成了保皇派的喉舌。但是，随着殖民地人民同殖民当局政治、经济矛盾的加剧，大部分报刊反对殖民当局统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趋势也日益强烈。

当时报界反压制斗争的一个突出事例便是曾格案件。曾格(J.P.Zenger)是纽约市的印刷商。1733年11月他在当地一些反对殖民当局的人士推动下创办了《纽约周报》(N.Y.Weekly

Journal)，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殖民总督科斯比的文章和消息，结果被指控为“诽谤政府”，于1734年11月被捕。1735年8月法庭开审，60高龄的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出庭为曾格辩护。按照当时英国和北美的惯例，凡是对政府进行批评，不管内容是否属实，一概视为诽谤。汉密尔顿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谎言才构成诽谤；除非曾格刊登的议论是诽谤性的，也就是假的、恶意的、煽动性的，否则他就是无罪的。因为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都有“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最后陪审团接受了他的观点，不顾法官的阻挠，裁定曾格无罪。这一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北美人民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

二：文学性

乔纳斯·格林(JonasGreen)所编的《1760年历书》中所提到的烹饪法——“即使一块有恶臭的肉，在几分钟之内也可以把它烧得象所有的肉那样喷香可口，合乎卫生要求”（布尔斯廷,1989：440）。历书可以供过夜客人们消遣娱乐，等同于数个世纪前欧洲的咖啡馆的职能，但通过印刷资料，他们可以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塑造共同的意识，这正是“公民社会”形成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当然，能够以印刷品的形式来形成民意，塑造“公民共同体”，则要等到报刊的出现。识字率的提高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需要，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18世纪末，北美大陆移民的读写能力（literacy）有了显著提高（Schudson，1978：38），在新英格兰地区识字率已经超过英国本土（Axtell,1974）这使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2003）所说的新“阅读阶层”和“印刷资本主义 ”的出现成为可能。

三:社会商业属性：

报业是作为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存在的。

首先，报业是一种介于手工业与工业之间的生产行业，油墨、纸张作为原料，印刷工人开动印刷机，这种生产便开始进行；

其次，报业是一个流通领域，依托于邮政服务体系，搜集新闻和信息，并通过邮政投递，把印刷品投递到邮政系统所能到达的范围；

再次，报业是一个市场领域，精明的印刷商洞悉市场行情，发现市场需求，以刊登广告和卖出报刊作为赢利的手段；

最后，报业是一个公共领域，记者采写新闻，传递信息，表达观点，各行各业的人们通过阅读报刊，了解发生在异地的逸闻趣事，并把这种复制了 “公共经验”扩大开来，创造了一个以报业为核心的公共场域。

作为生产行业、流通领域和市场领域，报业与其它行业无甚差别，报刊也只能作为一般的商品，然而，公共领域的特点却决定了报业的特殊功能，“尽管报刊篇幅有限而且一周只发行一两期，但是人们互相传阅，在酒馆和咖啡馆里大声朗读，所以报上的内容可以传到大多数城市家庭甚至少数富裕的乡下农场”（纳什,2008：143）。报业自身信息集散和市场开拓的能力使报刊的公共影响力向社会扩散。

四：独立性及社会影响

报业形成一个公共领域，还不能构成它成为“公民社会”范畴的必要条件，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可能像近代早期的欧洲一样为贵族文化所垄断，也可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

然而，北美殖民地的报业从一开始就是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一方面，报刊的创办者和阅读对象都是平民化的，“文化人士不是骚人墨客，而是新闻记者，不是文笔优美的散文作家，而是实用手册的写作者……它的读者不是在沙龙之中，而是在市场上，不是高墙深院内的隐者居士，而是理发店里或寻常人家火炉旁的平民百姓”（布尔斯廷,1989：392）。

另一方面，殖民地报业从一开始就是非政治性的，印刷商纯粹是为了赚钱，因此主要刊登广告和社会上的小道消息或者转载来自伦敦的报刊新闻，以吸引读者，如根据查尔斯·克拉克的研究，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公报》从1728年到1765年的1900条样本里，只有34条涉及到费城或宾州的政治（舒德森,2010：87）。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报刊的商业性与其公共领域属性是否相左的问题，如前所述，殖民地时期报刊的商业性不足以破坏其“公民社会”属性。因为“报刊必须有公私两方面的内容，它必须考虑社会整体，但要着眼于行动和具体事件，而不是着眼于一般原则”（布尔斯廷,1989：443）。没有任何市场因素的公共报刊只是一种办报的“乌邦托”理想，在北美大陆也根本不存在，即使邮政局长兼印刷商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会倾向于商业利益。“就美国报业的大部分历史而言，美国报刊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是与商业精神和公开市场上买主期望货价相当的需要相联系的”（布尔斯廷,1989：443）。在殖民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当印刷商受政府影响时，通常也站在自由一边，即便他们对利益的关心毫不逊色”（伊尼斯,2003:169；Ramsay,1990:6162）。

这时报业奉行的信条至少包括了康拉德 ·芬克（Conrad Fink）所提出的美国新闻界道德和行为准则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社会责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人民的知情权”(People’s Right to Know)、“为公众利益服务”(Serve the Public)、 “勇敢无畏” (BeCourageous)、“保持独立”(Be Independent)、“忠实于社会”(Consider Your Loyalties)、 “忠实于同业”(Loyalty to Society)等重要的八条（Fink,1995:14-21），并且这些信条更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因此，殖民地时期报刊的商业性并不影响报刊的 “公民社会”属性。

最后，流点口水，羡慕一下英国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报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