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时代的出版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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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的浪潮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席卷至今，来势汹汹，发展之快，被行内人士称之为出版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数字出版技术带来的革命，将如同造纸术、活字印刷、激光照排一样，给出版业带来根本性、革命性，甚至是否定式的改变。
近几年来，国内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出版类网站、数字期刊、电子书(e-Book)、互联网游戏、在线音乐产业、手机出版产业、数码印刷产业的发展规模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时代的跨越却始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性的进展。“明知数字出版是未来发展方向，却不知道路该如何走”似乎成了出版社普遍的尴尬。
1 数字出版不是数字化出版
很多能将数字出版的定义和概念背出来的人，其实并不明晰什么是数字出版，即便是那些真正在数字出版方面做出些实际事情的人，也只能说出一个大概的答案。然而这些能说出什么是数字出版的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关于数字出版的答案。目前，出版业、IT厂商、互联网、无线移动，互相之间已经没有了明确的边界，大家都在拼命地向另外的产业扩张。苹果本来是一个IT厂商，却通过下载音乐收费。中国联通本来是运营商，却也开始提供信息。IT厂商加强与内容出版商的合作。谁占有了独家内容资源、品牌资源，谁就能整合出自己新的竞争力。出版业必须要扩张，否则就会被其他的产业湮没，而出版扩张的最好理由当然就是数字出版，是以出版业为竞争核心的与IT厂商、互联网、无线移动的深度融合。要么通过新建、收购、合并，在新产业领域建立业务体系，要么进行跨行业的深度战略合作，总之要与其他的产业产生关系，而不仅仅是在出版领域内部自己进行的孤芳自赏式的数字出版，那样的结果很可能仅仅是图书的电子化。因此，没有孤立的数字出版，数字出版一定是要跨产业的。可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数字出版，大都是在数字化的圈子里面绕，数字出版成了传统出版业掌握新技术的变形。这是错误的。传统出版社就算是把社里的所有图书都数字化了，数字出版还是一个空白。
不幸的是，处于数字出版舞台中心的多数是技术服务商、信息服务运营商，盛大文学、同方知网、北大方正、中文在线、汉王科技……他们才是数字出版之花的“花瓣”，而出版社还只是其中的“绿叶”而已。“我们都知道数字出版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出版社的普遍心态。
2 数字出版发展的中国式困惑
我国互联网真正走向大众，是从2005年前后宽带普及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国互联网是绝对的精英媒体和小众媒体。在我国互联网服务中，知识含量和知识服务的比重很小，而影音多媒体、网络游戏、大众社区很快成为主角。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立足于思想传播、文化传承，基于文本形式的数字出版在前些年始终处在被边缘化。
语境的因素并不是我国数字出版滞后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出版社的运价成本制和赢利模式，造成了很多单位靠教材维系、以炒作发财、不思进取。
穿着数字出版的外衣过印刷时代的日子。中国的多数出版社还没有迈过数字出版的门槛，还远跟不上当今时代数字发展的步伐。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出版社“编辑→印制→发行”的价值链、商业模式、管理方式、产业链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纸质图书还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电子书等数字产品及信息服务还没有发展成独立的赢利模式。数字出版从本质来讲是文化创意产业。在西方，数字出版的主体一方面是各大出版巨头，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他们有活力，有创造性，有激情，有专业背景。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是创意和中小企业成功的历史。违背这个规律，一味通过出版集团，大型化平台垄断资源来发展数字出版，恐怕会扼杀整个行业的创造性和活力。
商业模式的不明朗是数字出版的瓶颈。传统出版社对数字化转型有憧憬、有期待、有追求，更多的是犹豫、等待和观望，对数字出版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原因可能很多，如我国数字出版行业标准滞后，元数据和信息交换格式尚未形成标准，不能互联互通，数字出版防伪的保密、版权保护等技术问题。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最大难点一是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二是要建立起较好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同方知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瞄准了学术研究者这一庞大群体。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得以建立数据库、书、盘、网相结合的主题式的数字出版模式（皮书），是因为它紧紧把握住了咨询研究与决策参考需求的客户群体。盛大文学围绕版权，建立起一条集网络出版、手机阅读、传统图书、游戏动漫、影视文化等为一体的产业链。
产品定义没有突破。从理论上讲，信息时代出版社的角色是信息服务商，或者说知识咨询者，虽然很多出版集团的老总在讲话里开始引用这个观点，但是在战略运营上，却丝毫体现不出这些理念。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数字出版时代，我们对于产品的定义依然是“图书”，而不是信息。我们对产品的理解依然是一个商品，而不是服务。如果这种理念继续下去，我国的数字出版只能是数字化的传统出版，而不是数字时代的出版。
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市场。在我国，受制于电子阅读器普及问题、产业链问题、数字版权问题、数字内容监管问题等，电子书的销售过于依赖图书馆等机构消费者，并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市场。
3 国外数字出版的新启迪
施普林格、约翰·威利等的专业期刊和图书的商业模式。专业期刊、图书的商业模式应该说是当前国内外数字出版最为成熟的一种商业模式，可以作为其代表的国内外出版机构很多：施普林格、约翰·威利、艾尔斯维尔、清华知网、万方、维普等等，它们的商业模式有各自的特色，但也有很大的共通性。施普林格出版1600多种期刊，1.65万种图书，涵盖13个学科领域，每年以4000种新电子书的速度增加。
培生集团为代表的教育服务模式。培生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商，在在线学习业务上已经取得快速的增长。2006年，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关政府部门邀请出版商提交对于历史和社会学科新教材的建议时，培生教育集团拿出了一份完全数字化的课程方案，教师可以据之创建丰富多彩的视频教学，并配以数字化的课堂练习、测验以及数字图书。这套革新方案为培生赢得了加州历史和社会学科教材40%的份额。在高教领域，现在大约有450万名美国的大学生在使用培生的某一个在线学习项目，其中有230万左右的人注册使用培生的网上家庭作业和评测项目“我的实验课”（MyLab）进行在线学习。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电子书销售模式。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亚马逊(Amazon)于2007年11月19日推出电子书Kindle意外地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抢购热潮。Kindle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在硬件方面，就像亚马逊宣称的“Kindle的目标是要达到电子阅读跟纸质图书一样的视觉境界”。二是它能无线上网，并且是免费上网。将硬件与网络服务高度整合的策略，能大幅降低一般人对电子书的使用障碍，提高购买者的使用意愿。三是在内容提供方面，在亚马逊电子书出版平台上，无论是出版商或个人，均可直接在Kindle上出版并销售电子书，达到使Kindle电子书内容丰富与多元化的目的。四是Kindle还有很多服务功能，如存储用户已购买的所有书籍报刊，从本质上来说，Kindle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款电子书阅读器，更重要的是它的无线网络书店功能。
日本手机小说、手机漫画为代表的移动增值服务模式。数字技术发达等多种因素导致日本成为世界上手机文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第一本手机小说诞生在日本。2006年日本小说类手机书的销售额已超过8200万美元，外语类教育图书和百科知识图书也在手机书方面很有作为。
美国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在美国，共享网站都要求安装“版权过滤”软件，以阻止上传公开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此外，美国电子书拥有独立ISBN号，使其能跟传统图书同等地位地融入到出版物的销售管理系统中，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版税，有效保障了出版者和作者的权益。
4 关于数字出版的几点思考
传统出版社要由内容提供商向资源服务商转型。
资讯（如文字或图像）需要载体（如纸本或阅读器）。目前习以为常的书本，不过是载体的一种形式而已。数字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就在于能将资讯和载体做进一步的分离。这样的资讯革命在历史上却也并不只有一次。纸张、印刷术、照相术这些载体技术的发明，都曾在当时造成资讯爆炸，引发不少不安。纸张出现的时候，当时的人想必也曾经十分眷恋竹简或羊皮纸的手感吧。这是历史的回顾和科技的进步。
第一，信息时代内容为王，谁掌握了内容，谁就是胜者。但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的发展，内容为王有了更深层的含义，谁的内容资源具有更强大的集约整合能力，谁才有更大的市场控制力。
第二，网络时代“以用户创造内容”为核心的利用大规模协作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方式，也许会颠覆我们对于传统知识创造模式的认识。传统的出版是权威的和专家的，读者是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但它的确能满足很多用户对特定知识的高质量要求。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出版强调的是以个性发展为中心的特性，公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用自己的手段参与信息传播，从内容制作到编辑，相互参与，相互影响，传递信息，传统出版在数字化转型时不能忽视了这股力量和这种方式。
第三，用户的需求是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不能囿于传统出版的思维，要充分利用网络和技术的优势，来满足读者的各种需求。
数字出版更贴切的定义是基于网络和新媒体的长尾服务。从产品跃升到服务，我们的出版商需要迎接的不仅是思路的改变，更是对内容资源的细致思考和创新性的服务平台架构，运营模式的改变，要实现从单一的内容提供商向资源服务商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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